反抗网暴从来就不是孤勇者的故事

　　当人们还没有从粉红色女孩因为头发颜色被网暴，结束自己生命的震惊中缓过来，还没有在四川大学女生污蔑地铁大叔的扭曲中反省过来，作家苏小懒已经成为了下一个新的网暴对象。

　　只是因为苏小懒发了一个帖子，认为高铁乘务员频繁提醒她“管好自己的孩子”有冒犯的嫌疑，就开始被铺天盖地地攻击和谩骂。

　　她被称为“太子妈”，在她自己贴出来的截图中，有网络暴民留言说：“你的熊孩子死了吗？你也可以跟着一块死了。”

　　婴幼儿乘坐高铁所造成的问题，近期越来越越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热点。尽管这个现象其实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有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，即便它是一个悬案，各种人也都能够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见来，可资讨论。讨论，原本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法。

　　但是苏小懒只是因为提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：列车员因为恐惧乘客的压力，过度地关注本身并没有造成扰民的她，她觉得自己被冒犯了。于是她就成为了网络暴民攻击的对象。

　　幸亏，她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有充分强大的神经与应对的心理。但网暴的无所不在，的确令人有些不寒而栗。

　　网暴并不是人类社会横空出世的一种天外之物，它只不过是人类文明中的顽疾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呈现而已。

　　在互联网出现之前，语言暴力或者言论暴力，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过，传统时代的谶谣、谣言、诽谤、巫蛊之术等等，都是这种语言或言论暴力的表现方式。

　　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，曾经以整整一本专著《叫魂：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，来叙述清朝乾隆年间，一种妖术谣言，如何造就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。而在现当代历史里，关于水灾、地震、瘟疫等等方面的谣言，同样一直存在。

　　而在“人言可畏”的谣言之中，成为前现代社会“网暴”牺牲品的最知名的人物，就是民国巨星阮玲玉。

　　网暴不过是以上所指称的，自古以来就曾经出现的语言和言论暴力在互联网上的移植而已，它根植于人类自身的缺陷，是人类劣根性与原罪的互联网副产品。

　　既然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与人类物理性的一种缺陷，因此，它就如同佛教所言的贪嗔痴，基督教所言的七宗罪，以及我们现代生活中总有遇见的犯罪、贪污、战争一样，不可消除。

　　人类在真实生活中有多少罪恶，就会在互联网上发现多少罪恶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社会矛盾存在，人们的不满存在，发泄的语言暴力存在，互联网存在，网暴就存在。

　　然而，就像人们在线下与罪恶的斗争一个道理，人们通过法律、法规、道德、伦理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，把罪恶这条恶龙，限制它的空间，逼着它蛰伏在黑暗之中，并且当它出现的时候把它绳之于法一样，网络上的罪恶，具体地讲，网暴，是可以被制约、削减和抑制的一种行为。

　　然而，反抗网暴确实一件艰难的事情。人们通过漫长的时间，去厘清和界定了何为犯罪，程度如何以及如何量刑，即便到了今天，也有许多行为依然停留在灰色地带，无法用罪与非罪来定义。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7月13日发布了一个题为《互联网平台网络暴力治理机制构建与测评报告》的研究，其中花费大量篇幅，所指出的，恰恰是治理网暴困境的尴尬。

　　在网暴的概念定义上，显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。也就是说，在互联网上出现的言论，何为暴力，何为正常评论，难以区分。

　　而更加致命的在于：网暴之产生，乃是社会、技术、媒体、用户等多重因素所导致的失范。因为社会不完美，互联网不完美，当人们在社会中遭遇到种种的不公、压迫、愤怒与恐惧的时候，他们移情到互联网之上，从而发端和发酵了网暴。

　　抵抗网暴是肉眼可见地困难：标准界定的困难与两难（保护言论与抵抗网暴）、语言暴力所产生的结果后置、语言失范与语言暴力之间的程度差异、当下立法与执法机构对于互联网犯罪与暴力在立法与执法上的滞后，这些重重复杂性，都使反抗网暴往往手足无措。

　　在反抗与反击网暴的过去中，互联网各个平台都有充分的自觉，然而问题在于，标准混沌、认知各异，利益不同，平台之间难以形成共识，各自为战，收效甚微。

　　平台并非坐视不理。尽管因为利益原因，各个平台的力度不同，措施各异，但网暴肆虐显然也不利于平台，因此反抗网暴基本成为各个平台的公共认知。

　　以抖音为例，自2022年至今，抖音至少上线项新功能，涵盖屏蔽和举报不当评论，私信临时对话，一键防报等，甚至主动成立一支心理关怀团队，更加有人工互动，直接向网暴可能性受害者进行干预，建议关闭评论等等方式。

　　2023年7月，平台共计拦截约700万条信息，回查清理7.8万条信息，处置账号4843个，对9271个账号定向发送一键防暴功能提醒弹窗。

　　而即便如此主动、大规模、技术人工全面铺开的防暴干预，也并不能显著甚或大规模地消除和减少网暴的发生。

　　2023年以来，全网各个平台中所发生的网暴行为愈发的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。

　　单一平台的作为，从来不能消灭甚或哪怕只是明显抑制网暴。诚如上述所分析，来自于社会与平台各层面的问题，使总体社会与网络纠缠不清，网暴在平台之间发生与游走，成为全网的共同毒害。

　　因而，反抗网暴，从来就不能成为一个孤勇者的故事；单一个体、机构和平台，在面对网暴的汹涌情势，无能为力，力量薄弱。

　　尽管互联网立法与执法相对滞后，但面对网暴的肆虐，政府机构应有足够的警觉，因此可以借鉴先进，组织专业研究团队，优先对网暴行为进行研究，着手进行立法；

　　在受害与罹难者不断叠加的时候，社会应有自觉，形成公共认知，与网络伦理规范；

　　平台作为执行方，需要充分运用技术，并且摒弃各自分野，形成基本认同，进行联合行动；而用户需要自我教育，在评论和言论中自我约束，找到话语的自我规制。

　　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制度经济学认为，总体社会的机制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。所谓正式制度，是法律、法规、制度、规范，等等这些由国家或权力机构所形成的制度；而非正式制度，是道德、伦理、风俗、惯习等民间自发形成的公共认知与约束。它对于形成一个成熟而有效的社会至关重要。

　　这样的理论，在互联网上同样行之有效。在反抗网暴上，需要形成在互联网上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，成为一套可执行的组合拳，才能把网暴抑制在可控范围之内。

　　如同抖音那样的单一平台，以及拥有良善友好的一些网友的自我约束，并不能改变总体状况，尽管我们当然要给与钦敬，深受鼓舞，但很难有什么根本作用。

　　平台与平台之间，形成联合，制造共识，显得无比重要。他们需要彼此约束，相互监督，休戚与共，责任分摊，乃至利益互让，才能在互联网上打造共同遵循的公序良俗。

　　用户之间，也应当形成联合体，形成用户共同遵循的伦理公约，对言论的边界进行控制和约束，从而使之推广成为互联网的公民守则。

　　惟有如此，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下，才能如同线下打击犯罪一样，把网暴闭于黑暗之中，而光明才能倾泻在互联网之上。

　　7月27日，抖音发出了一个《反网暴倡议》，我以为，恰恰是反抗网暴、形成非正式制度迈向的坚实一步。

　　其中倡导用户自我约束，避免发布给他人带来心理、情感和社会伤害的言论，并且力所能及地抵制此类言论。

　　网暴是一个从众治理的事情，抖音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一方面是继续在产品引入反网暴策略，持续增加技术与人力投入，一方面是在呼吁联合治理，从身体到心理。

　　这种心理，归根到底，既有大家对网暴的恐惧和愤怒，也有希望有人联手共同面对的期待与渴望，倡议就是契合了社会各界这样双重的心理。

　　在短短数日中，包括艺人王宝强，主持人李小萌、郎永淳、涂磊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，律师李叔凡，画家史国良，学者余世存、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等70余位抖音达人、专家学者已加入此活动。而普通用户的共同参与，已经超过了100万人。

　　对于网暴之警觉与反感，显然已经深入人心，而公众已经开始严肃思考，如何共同对抗与压制网暴的肆虐。

　　这是一个联合阵线的起点。惟有公共参与，才能形成公共力量，这是对于网暴反抗的最有效的行动。

　　我们从来无法期待网暴会自我消除，更加无法幻想网暴有朝一日会销声匿迹。但恰如网暴是一种流动于互联网之中的众人行为，只有用光明的汪洋大海，才能照亮互联网的广阔大地。

　　对于一个美好互联网而言，阳光占据主流，网暴无所遁形，才是我们所期待的事情。若能如此，我们的虚拟生活，甚或真实生活，就能幸福许多。